高考改革是一个敏感的问题。这些年来，随着应试教育暴露出的弊端越来越多，社会对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日益增多，一些研究机构也设计出了很具体的改革方案。例如，2009年全国高考结束之际，民办非营利机构“21世纪教育研究院”立即推出了他们的高考改革方案。它的主要内容是，国家建立以统一考试为基础的多轨道、多样化的考试，让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考试，而且像西方学生一样同时收到多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，自由选择就读的学校。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，教育主管部门就一直在探索高考的改革方式，有些措施的力度还比较大。如今年全国有11个省份进行了新课改高考，其中“高考成绩+学业水平测试+综合评价”三位一体录取标准的试行，在某种程度上“打破了一考定终生”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高考改革并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。上例中，所谓“三位一体”录取的依据，还是对原来高考科目拆分与重组。考试方式虽然改变了，但高考集中录取制没有转变，学生与学校仍是以分数为最高奋斗目标。

　　“21世纪教育研究院”提出的高考改革方案，重点在两个方面，一是要“以学生为本”，二是要促进教育公平。要实现这一目标，就不仅仅是改革考试和录取方式，更要对现行高考制度有一个较彻底的变革，特别是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将自治权还给学校，落实自主招生权与学校选择权。

　　现在来看，要做到这一步难度相当大，因为它不仅牵涉到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理念问题，里面更存在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。

　　美国学者奥尔森在《国家的兴衰》一书中说，任何一个国家，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，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。从上世纪80年代算起，中国享受了近30年难得的发展时光。实行市场经济后，市场经济的一套交换方式也侵入到了公共领域，一些权力机关和公共服务部门用国家的公权力和资源换取自身利益，于是在许多行业和领域，开始发育和形成特殊利益群体。

　　教育领域的特殊利益群体主要有三个，首先是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。大到教育的方针、政策、规划、经费和纪律等，小到高考内容、教材、大纲、教师资格、专业设置、各种评比等，都由他们决定，甚至，本属于学校内部的事情，教育当局也要插手。这里的每一个环节，都存在着巨大的寻租空间，可以谋取部门和个人利益。

　　其次，名牌学校及其教师也是一个重要的利益群体。名牌学校及其教师拥有经过权力认可的可“兑换”为资本的优质的教育资源。在目前优质教育资源还很稀缺的情况下，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将此公共资源变成为自己的特殊利益。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，各种各样的择校费将“钱学交易”合法化、制度化了。

　　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，进入“名牌学校”、享受“优质教育”也就成为学生家庭背景和经济能力的竞争。因此，教育领域的第三个利益群体，是那些竭力维护“名牌学校”特殊地位，能够便捷享用这一资源的权势阶层和富裕家庭。

　　上述特殊利益集团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，他们不仅垄断了教育领域几乎所有的权力和资源，甚至也掌握了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和资源。虽然在这三者之间也有一些矛盾和冲突，然而，在反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、享受优质教育这一点上，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。正如一些教育专家指出的，以高考为“指挥棒”的教育制度，使得学校、老师、富裕的家长，以及教育行政官员形成了成熟的利益链条，要撼动这个利益链条，谈何容易。

　　高考制度的公正与否，不但关乎教育的发展，也与个体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。但高考改革要向公平和公正的方向迈出实质性步伐，改革者就必须拿出大气魄出来，超越利益集团的羁绊。